羊子
有位笔名刨根的网友写的《右派们奇特的思维方式》反映了在无孔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下，即便是真诚的并且有一定头脑的知识分子也可能陷入思维的误区。对于搞自由主义研究的学者，刨根这样的文章似乎不值一驳，但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自由民主的理论如果仅仅限于学者的圈子，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因此羊子不得不在此就该文澄清事实和理论。
刨根说：
1、 死抓住中国的文革、苏联的大清洗、柬埔寨的种族灭绝等社会主义史当中的致命问题不放。同时绝口不提压榨和掠夺殖民地、贩卖和使用黑奴、拐骗华工、屠杀印地安人、羊吃人等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罪恶。[问题：1、既然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罪恶可以被原谅，为什么不原谅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错误？2、为什么资本主义经历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是应该的，而社会主义则不行？
按照两大阵营来划分世界本身就是戴着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如果某人想证明A理论是对的，那么就不应该把先假定A理论是对的，应该从一个争论的双方都确认的公理出发根据事实和逻辑推导出自己的理论。如果抛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同的立场呢？首先双方都是人，应该站在人类社会普遍利益的立场，其次，如果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维护中国人的长久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教训，冷铁时代的残酷战争、掠夺殖民地、贩卖奴隶、纳粹的种族屠杀、军事独裁、共产极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渐发展出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通行的原则。为什么“右派”（其实是自由派，刨根当成了右派，真正的右派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派别）“死抓住中国的文革、苏联的大清洗、柬埔寨的种族灭绝等社会主义史当中的致命问题不放”呢？因为我们今天讨论问题不是讨论古猿时代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问题，而是在影响究竟中国今后的路应当怎样走。共产极权造成的专制、反右、清洗等灾难的教训还没有被中国的领导力量吸取，将来再出现类似的灾难还是可能的。有人说，共产党不也承认文革是个错误吗？但“右派”的目的是想证明这类错误来自共产主义理论本身，而不是共产党执行理论使出现了偏差。而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文革仅仅是党甚至是毛泽东个人一时胡涂犯个错误而已。肃反和反右本身甚至还是对的，只不过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按照这种解释，中国还有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专政理论继续侵犯公民权利，封锁民间言论，镇压政治反对派，即便又发现犯了“扩大化错误”，也永无改正之日。为什么“右派”“同时绝口不提压榨和掠夺殖民地、贩卖和使用黑奴、拐骗华工、屠杀印地安人、羊吃人等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罪恶”呢？因为当代各民主国家已经普遍接受了这类教训，不会再制造类似的灾难了。对中国来说，除了自己的“羊吃人”还被提起，其他侵略和屠杀外国人的灾难也没有被制造的可能。例如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屠杀犹太人并侵略其他国家并非国家社会主义者违背国家社会主义犯了错误，而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才制造了这些灾难。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被几乎所有人摒弃，勃兰特向波兰人民下跪就说明德国人已经彻底告别了纳粹。根据自由民主人权的原则，当代自由国家，包括屠杀印地安人和贩卖黑奴最典型的西班牙，也用民主取代了专制，用自由取代了统治，用人权取代了奴役。今天的西班牙没有可能再干类似的事情。讨论这些早已经被人吸取的教训是乏味的，混淆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象秦晖这样的历史学家还在澄清历史上真正的“羊吃人”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把精力放在中国目前的现况上吗？
按照刨根这种提问的思维方式，把这两个问题的“社会主义”都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就变成了纳粹的质问。如果刨根能够回答纳粹的质问，那么“右派”就能用同样的方式回答马克思主义的质问。
刨根说：
2、 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不是美国就是西欧，仿佛不存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贫困的资本主义国家。[问题：1、是否不愿面对资本主义并不万能的事实，或者一开始就生活在神话中并沉迷于神话？2、社会现实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的历史现实是什么？”
刨根在这里仍然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并且认为自己和“右派”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但实际上，“右派”并没有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而资本主义充其量代表了经济自由一个方面。西欧、北美、大洋州基本上是符合这两条标准的自由民主国家。而非洲、亚洲、南美洲那些军事独裁国家除了用作批评对象又怎么能引为楷模呢？亚洲一些王国有自由而无民主，而伊朗有民主无自由，都不能作为中国的学习目标。自由主义者对传统共产党不满是因为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自由，今天对共产党不满，是因为虽然有了经济自由但还没有政治民主。因此，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政、法治都是中国今后要奋斗的目标。
刨根说：
3、 提起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会联想起腐化的官僚和蛮横的执法者，而提起社会主义社会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监狱、它的贫困、它的管制和腐化。克格勃、红卫兵、武装工人、斯大林主义和文革等等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罪恶给右派们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社会主义者就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被共党愚弄的傻子。至于大街上群众日常生活里的欢笑、那种轻松东西，则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不过是一群麻木的苟活者庸俗不堪的低级情调。高尚的人的高尚就是：对丑恶现象的敏感。这种敏感就像对酒精敏感的人一样，即便是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会因为喝了一杯而眼前发黑，并觉得像在噩梦中一样难受。”
刨根在这里把共产中国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弊病混在了一起。这两个阶段就是：改革前的政治不民主经济不自由状态。这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状态，其弊病是贫困、管制、专制、愚民。后一个阶段是改革后政治仍不民主，但经济上趋向于自由，这时的弊病是腐化的官僚和蛮横的执法者。“大街上群众日常生活里的欢笑、那种轻松东西，则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不过是一群麻木的苟活者庸俗不堪的低级情调。”这种说法虽然有文学夸张色彩，但改革前后基本就是分别这两种样子。象今天，农民被苛捐杂税逼迫但连上访告状也无路可走；司法腐败造成全国冤积如山；知识分子感怒而不敢言。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人们象妓女卖笑一样得过且过。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政治不民主。仅仅对丑恶现象敏感还谈不上高尚，但是对决定你命运的强权的丑恶敏感就是高尚了，因为这需要勇敢。
刨根说：
4、 “外国”这个词在他们的心目中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概念，而是美国和西欧，至于日本，中国人绝对是看不起的，所以一般也忽略。而非洲，不提也罢。我们是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所以怎么能跟它们比，这是作践自己。……但是不把中国建国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考虑进去，便理解不了中国的现实。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有着于美国一样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那么，它的现实便是它应被处死的铁证，问题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想象。至于把中国与印度和印尼相比时中国表现出的一些不足（例如贫富差距比印尼大——这除了说明中国的改革存在着巨大的弊端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毫无说服力，它的苍白的程度就如说日本比意大利发达的原因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一样。
刨根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共产党统治下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侧重于经济上的进步。这是共产党应该继续统治的理由。但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不是哪个党的统治，而是哪个思想的统治。在传统共产主义时期，中国的僵化停滞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从49年到79年，连吃饭问题都一直没有解决。从改革以来，吃饭问题解决了，经济发展僵化停滞解决了，这时的主要问题是腐败、两极分化，和那些军事独裁国家的通病一样。怎样评价国家的进步？经济成绩是一方面，政治民主改进多少？人权是否更有保障？自然环境是否恶化？这些方面甚至在长远来说都比简单的经济数字重要。“右派”们比来比去，是想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共产主义必须彻底放弃。全面坚持就全面倒退，部分坚持就部分腐朽。用什么来填充共产主义理论消失后的真空的呢？那就是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自由主义。对共产党来说，无论是它本身改弦易辙也好，还是被其他党取代也好，还是分裂为几派也好，都无所谓。因为党本身就应该是政见相同的志愿者的集合，而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是为了实际物质利益才假装信仰共产主义。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异化，异化的东西就应该被正常化。
刨根说：
5、 提起民主人权之类的东西便无限神往，却不去关注民主人权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一切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标准，在网上自由地咒骂共产党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却仿佛生活在监狱里。他们一方面大谈法制，但是却不尊重中国的法律，蔑视宪法是他们惯常的违法举动——当然，他们对宪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它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尽管至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并用自己的血汗缔造了它。超人们的自我幻想就是——我是人民的化身，我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
刨根的这些指责是在马克思主义熏陶下，义气用词，丧失了说理性。自由主义者宣传自由民主人权，是因为中国目前最急缺这些东西。如果某人宣传“挣钱去吧”，固然不会错，但不说大家也知道。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生活的更有保障，因此自由民主人权就成了紧缺品。否则的话，面对不公平竞争和侵害，比如户口对择业的限制，司法腐败对生命财产的侵害，官僚意志对民间舆论的封杀，农民被迫缴纳苛捐杂费，这个社会越来越变成厚黑者的天堂和诚实劳动者的地狱。自由主义者论证中国的灾难是共产主义造成的，是实事求是的说理，而不是诅咒和诋毁。共产主义者当然也有权辩驳，在这种争辩中，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便是说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假如共产党懒得理你，你在网上还能说，假如它非要治你的罪，你就没有任何地方讲理去。所以即便是很小心的论证共产主义的错误，也得提心吊胆防着牢狱之灾。而在自由国家批评政府和某党派或国家领导人则没有任何风险。比如乔姆斯基无论怎样把美国政府、美国文化骂的狗血喷头，他照样当他的语言学教授，到处演讲、讲学、责骂无人干涉。而北大的钱理群不过简接的批评了中共的历史，就被禁止言论，差点开除。清华的秦晖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农民学家，因为学术研究的太透彻，被剥夺了教课的权利。假如他们象乔姆斯基一样公开责骂，岂不真的要面临牢狱之灾？自由主义者重视宪法，因为宪法是具体规定如何保障人权的根本法律。宪法的目的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自由主义者有何理由要蔑视呢？相反，蔑视宪法的只能是当权者，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被当权者随意取消。刨根说农民支持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对农民太不了解，那就简直是强奸农民的意志了。户口使农民没有城市人的福利，却要负担无穷的苛捐杂税和无偿劳役，农民出去打工也要受到百般的歧视，面对一个个南霸天式的村支书，农民唯有忍气吞声，农民连集体上访都要被抓去毒打，难道农民就喜欢这种生活？他们宁肯支持这种社会主义？沿海的农民倾家荡产也要偷渡出去，他们就是这样支持社会主义的？
刨根说：
6、 把中国的丑恶现象都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大骂共产党腐败，却不管为了私利而把官僚们拖下水的资产阶级，不问妓院的老板的罪，不去理睬赌场是谁在经营……。中国新生的各种各样的罪恶有哪一样不是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结果？……当然，谁要是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内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谁要否认共产党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谁要是否认腐败和其他社会丑恶现象之间推波助澜的互动关系，谁要是否认在目前的既定事实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整顿共产党，谁就是无赖。
首先，对社会各种丑恶现象，谁应当负责？小偷盗窃不对，佛教号称“不偷盗不杀生”，法论功称“真善人”，他们固然是要教化万民，但自由主义者应当对谁口诛笔伐？是产生大量小偷的社会制度还是纵容小偷的警察，还是小偷本人？显然谴责小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谴责警察就能明显的改进治安，因为警察为了避免被谴责就要更尽力的防止小偷。更根本的就是改变这个容易产生小偷和渎职警察的社会制度。德国的商人也喜欢非法牟利，但是在政府廉洁的情况下，就迫使他们靠公平竞争去正当牟利。但在中国没有民主，官员们不对社会负责，只对党或上级负责，因此，非法商人才有机可乘。那些开妓院和赌场的有哪个没有官方背景呢？越是公检法官员开的生意越好。所以说，是当权者利用权利和奸商共同牟利。奸商（其实大部分都是官僚的关系户）靠官员支持而非法发财，制裁他们的权利也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又是共产党一家之政府，人们不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又推到谁头上呢？
其次，人们大骂共产党腐败，直接原因并不是资产阶级。且不说大部分合法资产阶级，即便是非法的妓院和赌场老板，对我又有多大危害呢？妓院不好我有不去的权利，赌场不好我也有不睬的权利。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腐败对自己的危害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强权造成的。比如农民反对腐败主要是反对乱收费。是谁给了基层干部收税的权利？是共产党而不是人民的选票。工人反对腐败主要是反对国企领导搞垮企业肥了自己。谁给了他们当国企领导的权利，也是共产党。教师被挪用教育款发不出工资，谁有权挪用？还是共产党。至于其他含冤受曲的归结到最后是司法腐败，症结还在于共产党的极权。社会上的妓院和赌场我看不惯，就如同意大利的腐败一样可以作为家常话题。但是共产党的腐败直接给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造成了痛苦，难怪他们要大骂了，如果你直接遭受到腐败的危害，你能不骂吗？
刨根说：
7、 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以为采用了西方的（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便会获得它们的生产力。他们一方面坚信民主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又不顾民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体现。但是非洲和民主化后的东欧，并没有体现出民主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且在非洲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致使民主不过是一种投票的形式，多党制不仅没有确保和平与公正，倒是连年的战乱和腐败败坏着民主的名声。非洲国家的社会现实恰好是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把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野蛮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才能集中力量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打下起码的基础，才能让国家不至于陷入狭隘而又原始的部族冲突当中。
象刨根一样，许多人误以为非洲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实，非洲大部分不是民主国家，自由国家更是少的可怜。在几个少数有民主的国家，比如南非、摩洛哥、埃及等，基本摆脱了传统的贫穷落后形象。非洲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没有自由民主的文化上。在欧洲殖民国家退出之时，虽然大部分安排好了民主选举的形式，但是民主选没有稳固下来。正是象刨根这样的强权思想导致了民主的垮台和无休止的内战。在独裁思想下，要么谁也不服谁，于是军阀混战；要么经过拼杀产生一个威权独裁者。军阀混战固然民不聊生，可军事独裁也照样穷的没裤子穿，蒙伯拖统治下的扎伊尔、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博萨卡统治下的中非等等都是明证。而且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威权独裁者死亡或发生变故，往往导致进一步的内战。广大的非洲就是在这种内战、独裁中恶性循环。间或有短暂的民主也不稳固。而民主的稳固需要多数人对民主制度的赞同，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今天大声疾呼自由民主的理由。
刨根说：
8、 将资本主义的自发的发展史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割裂开来，一付旁征博引的学者风范，但是，别人的经验再好也存在着如何与自己的国情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的问题，铁路在好，也不见得适合于在它上面骑马。最简单地来说，在中国如果允许土地的自由兼并，实行所谓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只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剧烈分化和对抗。如果在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制，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党派如云，纷争不休，人民不仅不能被团结，而且必然会被分裂。最严重的后果是：过渡期的无政府状态——设想共产党出现分裂或者失去政权，各级政府人员必然人心惶惶，中央的权威一旦消失，各自为政的局面便不可避免，权力真空必然导致法制的真空，无政府主义便会扫荡人民。（即便是现在，政令不通，阳奉阴违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这种无政府状态不仅会产生严重的治安问题，而且过渡期内政府权威的严重削弱还必然意味着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样的混乱实际上会是全面的，例如俄罗斯甚至发生了士兵被饿死，或者把坦克开出去卖钱的事，至于各级官僚利用职权公然侵吞国有资产，警察与罪犯相互勾结，更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的普遍现象。当然总有人会获益非浅，例如民主斗士们将会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这种机会其实也不大，共产党官僚摇身一变，大权旁落的可能性很小，任何一个仓促建立起来的政党无法和一个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竞争——记住：叶利钦本身就是苏共的高官，普京也不是小人物一步登天。……中国的民主改革如同它的经济改革一样，只能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它的历史传统上，中国的民主现代化进程与它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从实践和过程上去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无论多么绚丽的色彩，也只能描绘出地狱般恐怖的景象。
刨根的这种观点其实把国家稳定完全寄放在共产党的专权上。其实和清政府把国家稳定放在皇帝身上以及袁世凯把国家稳定放在他一人身上的说法并无二致。现代国家都是从专制走向民主，固然有人民主权的思想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民主的红利之一。想清政府和袁世凯那样仅仅强调自己的统治地位能真正得到稳定吗？充其量是饮鸠止渴，虽然暂缓了危机的爆发，但为危机积蓄了更多的能量。蒙博托说“人民要么选择我，要么选择天下大乱”。靠着这句话，他维持了30年的独裁统治，但最后和袁世凯一样完蛋了。慈禧太后和袁世凯说的没错，他们活着时，没有天下大乱，死后才乱了套。可是作为后来者，我们能说清政府和袁世凯通过维护独裁保持稳定的策略是对的吗？结果不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没保住，国家也真正陷入内战状态。假如历史可以重演，清政府不镇压戊戌变法而真心搞立宪，或者袁世凯不搞独裁尊重内阁的政权和议会的立法权以及法院的司法权，他们的政权不仅有可能保住，中国也很可能走向稳定的民主政治新前途。今天，共产党又一次站在了这个历史关头：究竟是推进民主建万世之功业，还是得过且过到不得已而下台式时中国大乱？既然共产党今天还在执政，正确的做法就是制定一个民主化的计划表公布于众，获取支持，并照着计划表执行，取信于民。否则和袁世凯也没有什么不同。
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党，党员也很少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了，但是其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里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只有实事求是的从共产主义党转变成民族主义加自由主义性质的党，才能具有新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在它手里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这个历史使命。何去何从，民间正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