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张晖，原是河北省沧州黄骅市的一个电工，受过电力专科教育，在二十出头的时候靠竞选当过厂里的工会主席。89年以前他还组织过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文学社，但64之后就被解散了。

　　张晖在64之后只身来北大求学，和政治学系的本科生一起听课，直到同学们毕业。然后一人到海南闯世界。在那赚了点钱之后，他到全国各地靠推销工具书谋生并顺便考察各地民情。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他又来到北京，在谋生的同时，博览政治书籍，并认识了一些关心政治的学者和社会活动者。

　　98年后期，张晖自愿义务协助徐文立先生（一位中国的知名异议人士）做一些工作。因为中国落后的农村经常有受到恶霸欺负的农民投诉无门，转而向在外国电台听到的国内异议人士求助。张晖基本上就处理这些信件和电话以及国外要求采访的电话。那时我偶尔见他，精神总是很好，他说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心里很充实。

　　然而，在徐文立先生宣布成立北京民主党部的次日，张晖就被拘捕了。后来他被遣送回了沧州，在那里，他不明不白在看守所里关了十五天。以下就是他所讲的那段难忘的经历。

　　张晖说，警察态度还比较客气，他们询问完了，就把他领到一个号里。一进牢门，一位敦实的汉子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手指着他说：“这个地方可是打人的。”张晖说这汉子是牢头，也叫号长。这号长和几个关的时间长的人并不是临时拘留的嫌疑人，而是刑事犯。拘留所为了好管理临时拘留的人，就挑一些刑事犯在此服刑，借以管理临时关进来的人。

　　张晖比划了一下他所在的牢房大小，也就8、9平米的样子，但通常住十几个人，时多时少。一般进去的人关够15天，该放就放了，该转为逮捕审判就转了，常在这关着的就是那几个刑事犯人。

　　张晖进去的时候是晚上，该睡觉了。可是他只能睡在地上，且没有被子盖。屋里只有一张大通铺，人多挤不下，新来的人“点”小，只能睡地上。“点”就是资格的意思。虽然每个人发一个被子，可是为了牢房的整洁，号长不让盖，只能盖前人留下的或家里送来的被子。后来张晖的家人托关系送来一床被子才解决了盖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点完名，大家都轮流面对着墙背两遍监规。然后吃饭。早餐一般是窝头咸菜。午餐和晚餐多一盆菜汤。

　　吃完早饭，开始干活。狱警拿来一堆材料，大家开始插花。这活必须手巧才行，因为要把直径不到一厘米的小塑料片穿在一根细丝上。张晖对这些很细小的手工活很不适应。每个人每天要插七、八百枝假花，即便是很熟练的人也要连续干十多个小时。刚进去的人手苯的连续干一天也只能插300多枝。完不成任务是不能睡觉的，并且还要挨号长的打，因为号长要为总体任务负责。张晖刚进去干活慢被号长用鞋底把脸都打肿了。随后的几天，张晖干活熟练些，并且和号长关系还不错就再没挨打。

　　“我觉得头一天几乎熬不过去了”，张晖这样形容刚开始干活那天，从早晨一直干到夜里三点才敢打个盹，而清晨不到六点就又得起来干活。

　　在拘留所里，“点”是非常重要的，点高的人不仅不挨揍，而且还把活分给“点”低的人。号长基本上就不用干活，除非他闲着想干。除了号长点最高，次高的两三个也是常年在押的刑事犯，主要充当打手的角色。据张晖观察，他只挨了一次打是很轻的，一班人刚进去总要被无端先揍一顿，象“杀威棒”。拘留所里的供应饭很差，但大家可以拿钱买东西吃，只是拘留所里边的东西奇贵，通常比外面贵三到五倍，比如少半洗脸盆面条带些西红柿鸡蛋就卖100块。号里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不仅活一起干，个人家里送来的钱物只要能到号里也是公共的，由号长支配。所以号长可以拿点低的人的钱买烧鸡、鱼来吃。点教高的人也可以分一块鸡肉吃。张晖的点数长的很快，不久也可以分一些好东西吃了。用厕所也体现了点的重要。厕所其实就是室内的一个便池。号长自然可以随便用，但新来的人在前三天是不敢大便的，否则臭味会给他带来一顿痛打。号长在早晨洗漱和平时大便的时候会有许多人伺候。

　　张晖小心翼翼的和他们交往，并且尽己所能帮助后来者能少吃一点苦，比如告诉他们怎样能少挨打，怎样干活快一些，但大多时候对发生在身边的残酷毫无办法。

　　干活慢是新来的人挨揍的主要原因。用锥子扎、用鞋底打都很常见，甚至有个少年还被强迫吞下做花的塑料片。“我觉得那个小孩可能出不来了”张晖哀叹着说。那个小孩只有十六岁，从小没有爹妈，在街上流浪，这次因偷自行车被抓。小孩连续三天睡了不到三个小时，挨了好几顿痛打，在早晨背监规的时候，一头栽倒。可是被纠起来打一顿，清醒了继续背。

　　张晖走的时候，那个小孩看样子支撑不了多久了。

　　有些人确实是小偷强盗，可也有人没有违法，稀里糊涂在拘留所里度过一段噩梦般的日子又放走了。其中有个老头因为驾驶机动三轮没带执照被关进一段时间，由于干活慢，被打的跪在地上哀求，但也免不了继续被打。

　　在这类似原始丛林的环境里，张晖很谨慎的和其他人沟通。张晖发现他们都有人性的一面，只不过长时间关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心理上都有些变态。比如号长打人最狠，但都是皮肉之伤，不会把人打残。其他人闲极无聊要打人取乐时，号长也经常阻止。

　　他们听说张晖因为参加民主党而被关进来，逐渐都有了兴趣，许多人表示将来有机会就支持民主党。他们也把自己的情况给张晖说了。这号长的情况比较冤。他原来是黄骅市的刑警队长，但在审讯一起海上走私案时，嫌疑人拒不合作。一个警察一怒之下把一瓶开水浇在嫌疑人头上，把人烫伤。哪知嫌疑人的后台和中央一级的某大官是一家，上边来个电话就把这大队长以刑讯逼供判了四年。其他偷盗的，诈骗的，贩枪的各色人等都有。

　　张晖快走的时候，“点”已经比较高了，和那几个先来的也比较熟了，日子稍微好过一点。

　　虽然一个人刚进来要吃很大苦头，可是一旦要离开，大家对他的送别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因为每个人都盼望着能重享自由，所以对即将获得自由的人也真心为他高兴。通常要买些好吃的给他吃，穿上最体面、干净的衣服，以便出去之后给本号争光。张晖关了十五天要走了，号长还拿出润肤油、发胶给他抹上，有人把皮鞋擦的锃亮，一一同他道别。

　　鉴于这样的经历，张晖对自由更加珍惜。由于农村的父母身体不好，为了避免给家里添麻烦，张晖只是看书学习，并靠推销工具书谋生。他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的同时，通过文字和电波依旧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可是在今年64前夕，张晖突然又被便衣带走了。不久听说他又被遣送回老家。不知他是否又在重新温习牢房文化。

　　象张晖这样的青年我在北京还认识好几个。他们在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结婚的物质条件几乎没有，但也向往纯真的爱情，更根本的激励他们的是内心潜藏的对人性、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社会公正、平等的不懈追求。在大学生普遍淡漠政治，世人更惟利是图的今天，能拥有象张晖这样的朋友是我的骄傲。

　　我相信张晖所说的拘留所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人道和理性在中国的普及还需要无数热血青年为之奋斗。

　　杨子立

　　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