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先生：
近来翻翻旧报纸，发现5月20日的中青报有重新认识西方文明的专栏，但发现其中的文章几乎都一个口气说话。当然中国目前还很难能以不同的口气说话，但我还是想就您的某些论点发表一些不同意见。
一关于西方文明的核心。
您在一开始，就把西方文明的核心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再早二百年，您这样说恐怕很有道理。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互为敌人的恐怖情景，并断言只有靠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无所不能的海中怪兽——利维坦）才能制止人们之间的仇杀。霍布斯的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发展为社会达尔文理论。社会达尔文理论只是在国际上还没有任何共同价值标准，即联合国宪章出台以前，广为流传的一种理论。而且，其原意是客观地描述国家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优胜劣汰，也并非在主观上宣扬没有人性的对所谓“劣等民族”的清除。历史上也只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把此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扬到极至。二战以后，任何种族灭绝的理论都被人类所唾弃，怎么您今天还在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呢？
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再早可上溯到古希伯莱文明，其实质是基督教文明，这是任何对文化感兴趣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常识。而基督教本身是排斥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更何况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进一步说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人本身是自利的。因为人是由生物细胞组成，更远一点，是由无数的分子原子离子等基本粒子组成，所以人本身的性质不可能脱离物质的根本属性——自我存在性。人们组成的团体，如家庭、民族、阶级、宗族、国家等等也是自利的。这些平行的团体之间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对立是因为在整体利益一致下，存在着你多我少的关系，而统一，是因为在更大范围的集体内，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家庭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在生产力落后时，暴力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暴力被推崇；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和平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和平被广泛鼓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所以建立了今天以和平、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这既是西方文明的进步，也因为被广泛接受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
所以，进化到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主体）当然可以使人类和平进入二十一世纪。
二，关于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一固有弊端。
马克思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一百五十年前，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时期的特征。对那些刚迈入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任何不是书呆子的人心里都会明白这一点）的国家来说，这个论断是有效的。因为小生产和总需求之间的联系是价格，而价格的变化反映到生产是有滞后时期的。这一滞后期的存在，使生产总是落后于需求的变动，从而产生经济周期。所以马克思才要求用社会的生产计划来代替市场下的各自为战的小生产（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然而，人类的技术进步已经在逐步克服这些弱点，使生产越来越灵敏地反映需求。除了生产规模的全球化和生产到服务之间环节的管理的完善，信息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通讯技术几乎可以做到不必有产品库存，而直接生产某个特定用户要求的产品。从而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可以大为降低，甚至避免。观察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危机期，只是
GNP的增长时快时慢而已。美国经济的连续数年的健康增长也说明了信息产业的进步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具有多么强大的优势。反观包括我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由于尚不具备大生产的经验和没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所以，经济周期的起伏很大。在周期的峰顶其实其GDP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其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东南亚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国现今的市场萧条也是经济周期的表现。如果您明白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就不会再套用几百年前的老框框评价今天的经济走向了。您错把马克思只是适用于幼年资本主义的教条般到了欧美壮年资本主义国家了。同时，您倒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真正可能遭受经济危机的幼年资本主义国家毫不担心。可能您还以为中国现在走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吧，请翻两遍《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然后再发表文章恐怕会更稳妥些。
第三，关于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涉及参战国家的具体利益。相反，可能要耗费参战国的大量财富。由于参战国（
19国）和赞同国（联合国安理会两次表决，一次是12比3，一次是14比0.5）实在太多，不可能把它归结为某一个国家的扩张愿望。但如果说这是西方文明的新扩展则是可以的。至于为什么西方人会这么想，您可以看看哈维尔的演说。美国炸死了我们三人，我们有权讨回公道。但这决不是科索沃战争的主体，我国的舆论（包括您所在的北青报的导向）也并不是在使馆被袭之后才反对北约的。但西方文明的扩展就真的对我国有威胁吗？这是主要应该讨论的问题。第四，关于西方文明和我国的关系。首先，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是两个概念。具体的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与我国都是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其次，西方国家和美国是两个概念，也不能混为一谈。把美国看成天然敌人是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作为执着的共产主义者，由于反对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意识而对美国深恶痛绝，那别人是无权干预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则没有专门痛恨美国的必要。即便翻出历史的老帐，欺负我们最深的日本（侵略、屠杀）、俄国（侵占150万领土）、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其次还有法国、德国、荷兰，然后才数得着美国。从共产主义者看来，算帐时，可能把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看得最重，但从普通人眼中，那是内战，不算数的，就象苏联帮共产党一样。而美国帮中国抗日则要算数。如果您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痛恨美国，那就此问题没什么可谈了，如果是由于她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则我很有兴趣和您讨论。
如果产生于西方的文明形式都叫西方文明，那么，马克思主义也是正宗的西方文明。既然我们把西方文明定为立国基本，还谈对西方文明的抵制就是纸上谈兵。如果不这样定义，而把西方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人权的观点定义为西方文明，那就可以谈和我们的马列文明以及传统儒家文明的区别。
西方文明从古代的丛林规则发展近代的明哲保身再发展到今天的主动出击是必然的。在丛林阶段，没有哪个比国家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迫使一个国家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获得更稳定、持久的利益。随着世界各国的沟通和争霸，正如从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到英国称霸世界的历史所表现的，某些持和平观点的国家获得了长久利益，最明显的是瑞典和瑞士。他们既然不是霸主的竞争对手，因而也免于了被征服的命运。于是人人明哲保身的和平到来了，战争不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对应工业革命后的那段历史。但是国家至上和绥靖政策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思想，终于导致法西斯国家在不断挑衅和平后公然要征服世界。二战后，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西方文明可以说是西方阵营的文明。而东方，则是马克思主义文明。最近半个世纪，西方文明形成的共识就是把可能损害西方的人权观念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西方文明已经使发达国家的思想意识如此趋于一致，以至如果不是地理的原因，他们几乎就要合并为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一个并不成型的“西方国家”里，现存的国家概念被淡化到了行省级别。即便是马克思，也从总体上预言了人类的合并和国家的消亡。各个人类社会的传统逐渐被新的生产方式归一化，因而意识形态也趋于总体的一致，因而欧盟的产生、各个地区的经济共同体的出笼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对中国来说，学习西方文明是主要的，能学到手的也必然是其文明中通用于人类的部分。接受了西方文明，习惯了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就成了西方国家的奴隶了？即便是被军事占领强制接受这种观念的日本也没有变成奴隶国，相反更加繁荣富裕，但减少了许多军国主义侵略思想。苏联的垮台、中国的市场化，使马列文明在中国也走向了衰落。许多人复又提倡儒家文明。讲究忠孝廉耻的儒家文明当然比讲阶级斗争的马列文明好，也能填补现在的空白，但毕竟是过时的东西。
世界注定要走向融合，因为各式各样的人对舒适、享受、自由、荣誉都同样追求，对于怎样才能比较稳固的享有这一切，人类的看法在沟通中越来越一致，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上走在了前列。顽固抵制西方文明，就是不承认前人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自己一定要在别人摔过跟头的地方再很跌一跤才能清醒。
您所在的北青报曾经有一阵几乎和南方周末齐名。但是近来却越来越没有反映人民呼声的文章了。如果是吃喝玩乐，那就和购物导报相仿，如果介绍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那还不如我小时读过的少年报。如果这样一味办下去，恐怕就没了读者。焦点访谈之所以受人喜欢，并不是因为它赞扬某党某官某人的伟大，而是它反映老百姓的呼声，诉说老百姓无处诉说的冤屈，朱总理称其为“人民喉舌”。
从照片上看，您年龄大概和我相当。我作为理科硕士从北大走出来不久。如果您愿意和我就思想问题交流或交锋，我一定欢迎到底。
杨子立
1999
，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