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理论问题问答（三）

 羊子

问：资本主义有先进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有什么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必要呢？

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是根据这个国家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但今天这两个概念的划分标准演化成是否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所以今天再用这种两大阵营的观点去分析国家形态已经丧失了在促进社会进步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从坦桑尼亚到新加坡到美国都是资本主义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他们的资本主义通病对中国现实没有现实意义。政治是科学，政治学根据法治，民主，经济自由，对外开放等因素划分各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并研究这些因素同社会繁荣昌盛的相关程度。这种研究才有实际价值。那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类的言论不过是闭目塞听的夜郎国语，要么就是御用文人的曲意阿谀之辞。

 问：私有化会造就更大的不公平吗？

答：私有化和公平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私有化相当于分家过日子，不能说只要分家一定公平或不公平，只有看怎么分才能得出是否公平的结论。从长远看，分家比不分家更公平，因为分家后排除了家长自己光吃饭不干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在分家的过程中存在着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区别。公平的分家应该是对所有的家产人均有份，假如有人利用家长地位多拿多占，那就不公平。中国官方口头上碍于社会主义幌子反对私有化，但私下却纵容国家资产流失到权势阶层的个人腰包，这是一种最不公平的私有化，侵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假如国家能做到真正反对私有化，那结果同改革开放前吃大锅饭一样，这些国有资产也仅仅是家长捞取个人好处的资本，并且伴随着不可想象的挥霍浪费。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公正透明的分家，即把现有的国有资产公平的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具体的做法和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已经有各种专家学者做出过详细的研究，但公平的私有化这个方向是最符合中国人利益的。

问：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大部分农民一无所有吗？

答：不会。历史上周期性的土地兼并引起农民起义和土地的重新划分确实存在。但这个循环在今天不会存在。因为古代的人口除了耕种，没有发达的工商服务业。因为那时没有水泵化肥和农业科技，每个农民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口，所以一旦农民丧失土地只能沦为雇农。土地的自然或非自然兼并使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土地所有者的全部目的仍然是扩大土地，而越来越多的雇农却没有农业外的生活出路。于是才有了周期循环。如果今天实现农民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可以预见，土地确实会逐渐集中到少数善于农业经营的人手中，但这恰恰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提供了条件。而不善于耕作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当资本或者保险，投身于工商服务业，逐渐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未来中国必定象今日欧美的产业分布结构一样，少数农民占有绝大多数土地，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多数从事服务业。请那些恐惧土地兼并到少数人手里，大部分农民丧失土地的人想一想：土地兼并的最极端表现是什么？是全部耕地兼并到一家人手中，全部农民都丧失了土地。假如那一家被称作党，这不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况么？

问：假如民主选举会造成贿选等选举腐败，是否就应该停止民主选举的进程？

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停止民主化的进程。在共产主义铁幕下，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从公民对选举一无所知到实现公正平等自由的选举，中间肯定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在民主选举还是个新鲜事物的时候，候选人身上肯定多少带有一些旧的习气，甚至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民主选举会带来公平的结果。尤其是互相怀疑别人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时，有些人的非法竞选手段可能会很明显。台湾的民主化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国代、立委、县市长选举时，候选人往往请选民吃大席，送礼品，吹大牛，甚至下跪磕头。议员在意见不一时大打出手。这些民主化过程中的丑闻被没有民主的专制国家统治者笑掉大牙，并用作教材向民众证明民主的不可靠。但是随着一届又一届的选举，台湾的民主选举和民主议事也越来越规范，贿选等非法竞争手段已经远远没有原来那么嚣张了。民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中国人习惯于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假如实现民主选举，确实很可能会出现各种选举丑闻，但是即便贿选也是候选人巴结选民，也比假选举或包办选举下制度下候选人贿赂上级领导要进步的多。只要启动民主选举，正常的民主秩序迟早会建立起来，但新秩序到来的快慢则取决于我们对民主的信心。

问：社会主义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目前中国还很落后，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的结论？

答：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个问题中，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提出来的。中国官方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成指导思想之一是为了抵制政治上的民主化变革。在共产党国家，集中力量确实可以最大限度的做到，但什么大事值得办却是领导人凭感觉确定的。比如改革前的中国时而以钢为纲，时而以粮为纲，更多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古巴为甘蔗产量的高指标把几乎全国的男人都派去割甘蔗。共产党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全部被强行调拨到当局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来，几乎所有其他的事情都被耽搁了，并且还不能保证这个所谓的大事是建设性的。象中国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这件大事纯粹是破坏性的。一个国家正常的生产应该是综合平衡的。各个产业和行业之间有相对的比例，而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最终消费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个过程是实时的、动态的，而且非常复杂，只能靠市场来调节。国家不可能做出一个详细的符合所有实际需求的计划，而集中全国所有资源干一件事更是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无论共产党国家某个农业指标或某个工业指标完成的在世界上多么出色，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其治下的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低下。

问：中国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为什么还说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障碍？

答：作为中国进步的障碍，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一个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社会。共产主义以计划经济为特征，并且强调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在现实中表现为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民主。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其实就是冲破共产主义框框的结果。但经济自由虽然表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包含政治民主的含义。中国要想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就不得不再次冲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由于其计划经济的主要内容已经被否定，所以政治上再被否定就意味着彻底抛弃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本身不能容忍的。那么能不能象经济改革一样，把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司法独立等概念说成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有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政治是头，经济是肉，挂羊头卖狗肉毕竟还可以操作，但挂起狗头，就没有办法自称羊肉店了。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羊头还挂着，所以中国不仅无法进行实际的民主化改革，就是做出个民主化的承诺或者定个民主化的时间表都不可能，因为这羊头宣示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要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只有摘了马克思主义这盖头，中国才能承认政治上的落后，才有可能制定民主化的步骤并逐步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

 问：为什么几乎所有共产党员都不信仰共产主义了，可党中央却毫无可能做出放弃共产主义的决议？

答：任何存在，无论是物质还是意识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共产主义理论也是一样。一般性的理论由于合理的解释了事实而具有生命力，又随着世界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让位给新的理论。但共产主义是少数具有强制特征的理论之一。它的生命力更多的表现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延长自己已经没有意义的生命，直到某天突然死亡。今天虽然几乎没有人再信仰它，可是它已经占有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迫使人们假装还信仰它。假如有人公开宣称要背弃它，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人，都会丧失既有的一切能量。党员，媒体，武力统统是它的工具，工具出点问题，它有修复的能力。一切敢于挑战的理论，信仰，人物都会被它利用它的工具加以打击。假装信仰它的人构成了外在的生命力，而它真正的生命力却是靠极少数真正信仰它的人。它的强大就表现在这个放大倍数大到了极限状态。当它的真正生命力缩减到不足以应付外界的微小干扰时，就会象肥皂泡一样破灭，变成一小滴实实在在的水。

 问：中国相信自由民主和反对极权独裁的人很多，但为什么象宗教信仰那样不顾一切的坚持民主的人却很少？

答：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分权等概念属于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提供了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和哲学基础，其平等、人权等观念来自基督教信仰。中国没有普遍的宗教传统，在49年后中国人从小受到无神论的教育，因此即便今天真心向往民主的人很多，大部分也是出于工具性目的把自由民主当成实现其他价值目标（虚一点如国家利益，实一点的如人民生活幸福）的手段。因此当为着自由民主的目标奋斗过程中一旦可能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大部分人不会百折不挠的坚持下去。宗教性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可以作为修身养性的教条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信仰的过程中能满足个人的道德优越感和智慧优越感。作为非宗教的共产主义和法轮功其实也具备这些令人执着信仰的特点，所以他们都能结成向心力很强的团体。民主理念更多的在讨论政治制度时被人提倡，但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因此很难在自由主义或民主的旗帜下建立类似宗教团体那样的集体。谁要是有办法把自由主义的精神提炼成一套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遵守的教条，并给人以终极关怀的感觉，那就能可能象其他信仰一样产生庞大的基层势力。其实民间的天主教或基督教都在起着这方面的作用。

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