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王小东先生的《自由主义与霸权》，我有一个感觉，王先生确实对公正平等很向往，但无论把枪口对准美国，还是对准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我觉得都瞄错了对象。王先生很明显要争取两种平等，一种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应当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利，一种是反对巨额国家资产不公平的流到和特权相关联的富豪手中。的确，无论是国际上和大国之间的平等还是国内公民的平等，都是有良心和责任干的中国人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普通中国人还没有普遍享有这两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楚到底是那些障碍在阻挡着这两个平等目标的实现，然后才能有的放失。否则，就会伤及无辜，甚至南辕北辙，离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

　　王先生把美国作为实现中国大国地位的障碍和敌人，并未切中要害。

　　要在国际上树立威信，最重要的是树立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目标，并身体力行之。中国目前设立的目标是“自主”。有人以为是和平，但中国目前宣扬的这个和平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和平，并不是国内的和平，这也是为自主这个目标服务的。而自主的目标是为了在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处理任何国内问题时不受外来干涉，可以放心大胆的处理，不用怕违反什么国际原则。自主这个原则虽然对中国的执政党很有利，但并不有助于树立国威。因为世界上假如某两个国家发生了暴力冲突，你空喊别打了，谁也不会对你产生敬畏。如果是象巴印冲突这样的争端，你空喊两句，倒还无碍。可如果象是伊拉克攻占科威特这样的武力吞并别国的暴行都仅仅空喊那就让人瞧不起了。反过头来从自主的原则出发再反对制裁伊拉克，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受人鄙视了。和自主这个目标没什么冲突的，什么屈辱倒都是可以忍的。日本官方侵占钓鱼岛并淹死陈毓祥，忍了；印尼暴徒军方奸杀华人，认了；菲律宾枪杀无辜落难渔民，抗议都免了。因为这些行为都没有妨害执政党随心所欲的处理内政。但多国部队武力制裁伊拉克、美国吓跑塞得拉丝、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却严重伤害了“自主”的国际原则，惹的党的舆论喉舌铺天盖地的讨伐。但这种遮盖事实真相的口诛笔伐能提高国威吗？不但不能，反而招人耻笑。日本人不但不承认屠杀过中国人，反而更加歧视华人，周边小国该打仗还打仗，该装备核武器还装备，该搞恐怖还接着搞，该侵占岛屿还更来劲，撞上不走运的华人顺便就干掉，完全不把中国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放在眼里。

　　中国和华人甚至都不被周边发展中国家尊重，难道这都是美国搞的鬼吗？问题就出在这个不分是非、不辩皂白的“自主”原则上。而美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除了他的经济实力最大之外，它的“人权”外交原则是宏扬国威的重要原因。有人说，那不是“幌子”么？它也可能不是幌子，也可能真是幌子，但“人权”就是美国外交的旗帜。在人权的旗帜面前，其他的理由，包括统一（伊拉克和科威特原来是一个国家）、内政（科索沃并未独立）、稳定都失去了立足之地。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绝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事，只有北约19国的国会一致同意动武，轰炸才成为可能。不能想象，没有人权这个旗帜，怎么可能无一反对。

　　中国要宏扬国威，应当朝两点去努力。一是搞好内政，二是也搞“人权”外交。内政既包括经济发展提升国力，也包括建设民主法治，实现新秩序下的稳定，这样别国才能既敬畏又佩服中国。搞“人权”外交，就是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至少包括周边国家，用实际干涉告诉它们搞武力竞赛、搞武装冲突、搞非法政变、搞迫害人权、搞恐怖暗杀、搞专制独裁，都是中国不乐意见到的。如果太明目张胆，中国就有可能进行武力干涉，恢复民主和秩序。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目标的转换，才能避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际形象。

　　王小东先生没有看到提高中国国际威望的手段和障碍各是什么，自以为宣传反美意识就能凑效。可即便所有的中国人听信了王先生的反美宣传，那么，真的就能或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了吗？恐怕周边国家还是看不起中国，中国人在国外也不会因反美的名声更受人尊敬，当然在伊拉克除外。中国在反美的气氛中虽然不敢说把从美国学来的高科技的丢掉，但要丢掉从美国学来的民主宪政法治却几乎是要注定的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多年的成果到时也难保了。

　　以上是从实际的角度分析中国应当如何对外实现民族和国家利益。另外，王小东先生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的单独超级大国地位妨害了自由在全世界的实现。哈耶克论证了一个竞争性的社会比统治者垄断的社会好，因为后者取消了公民选择的自由。哈耶克的论述是针对国家而不是针对整个世界的。当然，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国家，这个论述也成立。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范围扩大呢？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理论，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全体公民协商的结果。人民自愿放弃了天赋的使用暴力的权利，而把使用暴力的权利转让给国家，使国家能够合法的用暴力维护法律的实行。对于竞争性社会的国家，人民有正常的途径控制暴力的执行机关，使国家暴力不致于演变成失控的利维坦。而在极权国家，人民失去了变更统治者的自由，天赋的每个自然人使用暴力的权利虽然转让给了国家，但国家暴力失去了控制，人民付出了使用暴力的自由，但得到的只是被统治者奴役。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用到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天然的人具有任何自由，包括使用暴力的自由，但同时也没有任何保障。就象自然界的动物那样，每个动物可以自由的捕食，也可以自由的逃避，既没有什么规定制约动物不能捕食其他生物，也没有什么规则保障动物不被捕食。一旦人们结成国家，就放弃了一部分天然自由，比如暴力抢夺他人财物的自由，但同时也受到保障，比如自己的财物不会轻易被人抢走。这种不互相冲突的保留下来的自由是公民自由。根据规则，即法律，人们把行使暴力的权利交给国家，国家用暴力维护法律，代替了个人天然的暴力防御。既然人们把天然的矛和盾都交给了国家，那么就有理由防止国家反过头来用矛和盾对付自己。（这个比喻是比较适当的，把矛和盾换成坦克和机枪就很符合现代国家的构成原理）所以要用宪政、分权、代议等手段制约国家暴力的滥用。而国家一旦变成了某个统治者的极权统治，人们就会丧失既丧失天然自由，又丧失公民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把消除竞争的极权社会（他通常叫集体主义）称做通向奴役之路。

　　因为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着使用暴力的权利的让度问题，所以在设计国家制度时，如何避免国家权利的集中和异化就非常重要。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和国家类似的问题。这是因为，至今人类尚未形成全球联合政府，联合国仅仅是个协调性的国际组织。每个国家天然就有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自由，并且，至今也没有哪个普遍性规则使每个国家把天然的使用暴力的权利转让给某个全球机构，并由这个全球机构唯一合法的使用暴力维持这个规则。因为没有暴力使用权的让度，所以，就不会出现象一个极权国家那样几乎全部人口丧失自由的情况。每个国家都保持着使用暴力维护自我利益的权利。假如出现了这种权利的让度，那么王先生所担心的站统治地位国家之外的国民丧失自由的情况就很可能发生。比如北约各国基本没有国防军，而靠北约的军力维护各国安全。所以精心制定的规则（如一致同意原则）确保了北约不会由某个国家独自控制的局面。假如某个成员国全面控制了北约，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发言权，则王先生担心的危险就近在眼前了。

　　有人会说，既然国家之间还保持着随意使用暴力的权利，那么为什么暴力侵略要受到惩罚？因为虽然现在还没有全球统一的靠暴力执行的法律，但是，经过长期文明实践的现代人类毕竟形成了一定的正义观。比如欧美认为保护人权是正义的，而我国官方认为保护国家内部事物不受外来干涉是正义的。但有不同国家的正义观有矛盾的地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如果某个国家认为某件事严重违背了自己的正义观，就会使用天然具有的诉诸暴力的权利。当代国家们的正义观之间已经大部分都一致起来，但只有当某个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的使用暴力的正义观时，它们才可能把本国使用暴力的权利让度给国家集团。当这个集团大到全世界时，全球统一的时代就将来临。

　　多国部队进攻伊拉克，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甚至包括联合国的武力维和行动，都并不是在执行法律，而是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正义观被侵犯而使用自己的天然动武权利。只有到全球联合政府成立那天，也就是各国政府把暴力使用权移交全球政府的那天，才可以说，各个国家有了相同的正义观，这些正义观变了法律，而法律靠全球政府维护。那时，假如美国人完全控制了联合政府的一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王先生设想的丧失自由的危险就快变成现实了。可实际上，假如有这种危险存在的话，各个国家就不会乐意交出使用暴力的天然权利了。

　　如果分清了国家和国际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就没必要套用哈耶克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去反对美国的霸权了。民族主义者虽然在爱国和排外的感情上很激烈，但正如刘军宁所说，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实现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改革措施。

　　如果仅仅从王小东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似乎也犯有民族主义者的通病：仅仅在感情上进行抒发，而没有具体的国家改革策略。但是，我看过王先生在一个网站和读者的交流文字，王先生在那里所说的话倒不是空洞的排外：当有网友问中国的改革方向时，王先生毫不含糊的指出是民主化。而这正是国内的自由主义者真正关心的问题。

　　从王小东先生对改革的态度，可以说并不是传统的排外保守的左派。而且，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底层民众的权利的关注，以及对当前不正当获得巨额财产的憎恶和对社会公平的向往。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自由主义与霸权》却把自由主义者当成替不义之财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辩护士而大加挞伐。文中说：

　　不少“自由主义者”或是别的一些也不带什么“主义”面具的人根本不准批判社会不公，谁要说 “不公”二字，甚至仅仅是研究一下收入的两极分化，就被戴上了“左”的帽子 ，被列为十恶不赦的“坏人”。

　　就当今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刘军宁、李慎之，还是朱学勤、徐有渔、汪丁丁等人，究竟是谁反对了别人研究两极分化，或是不准别人说“不公”二字呢？他们要么提倡民主、宪政、法治、公民权利，要么提倡经济自由，分清产权，这些观点既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变造成今日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王先生凭什么说自由主义者们在为不公做辩护士呢？

　　也许王先生所诟病的是自由主义者提倡的“保护财产权”，好象这就是在为不义财产的合法性辩护。但这也是瞄错了地方。因为产权不清，造成了巨额国家财产的浪费、损失、闲置和失效。厘清产权，保护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支配和利益是根治当前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的速效良药。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马列遗留教条还占统治地位，“保护私有财产”在官方看来还是和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资本主义特征。所以尽管国家有保护一般性财产的法律，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保护财产权的原则”。自由主义者提倡“保护财产权”一方面是为了经济效率，但更重要的是，财产权本身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并且是其他公民权利的基础。自由主义者提倡的是保护合法的财产，并不是偷抢来的财产也要保护。因为偷抢的财产本来是属于其他人的，偷抢的行为就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合法财产才要被法律禁止的。所以，自由主义者没有必要也不会为非法得来的巨额财产充当辩护士。相反，自由主义者从保护财产权出发，强烈的反对非法的财产转移。对于已经发生的非法财产转移，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也应当是要求把财产归还原来的真正所有者，而不是赞同谁拿到手算谁的。当然，这种归还也要通过法律的途径达到，而不是诉诸暴力的手段。

　　保护财产权为什么会有经济效率呢？因为没有财产权的根本性保护，财产支配者就失去了长久创业的冲动。比如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他宁肯耗竭地力，也不愿意为长久性土壤改良投资，因为将来很可能这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再比如《精品购物》本来是几个私人借贷创办经营，但是由于官方对许多行业的垄断，他们只能挂一个集体的牌子。当杂志赢利可观时，这些创办者却被逐出门外。假如一个普通人面临这样的前景，他会把赚来的钱去投资呢，还是愿意立即变成豪华轿车住宅？显然他会选择后者。结果本应用于教育、基础产业上的的钱用在了高级奢侈品的生产和进口上。这也是当今中国贫富分化极其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保护财产权会不会加剧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呢？不会，相反，还会减小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中国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性的等级因素，一个是自由竞争的因素。自由竞争虽然使人们的结果不平均，但它促使每个人都通过诚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但制度性等级则徒然增大分配结果的两极化且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人们把时间和精力用于争取更高的社会等级，而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官的级别，级别越高，就说明可支配的公共财富和可以榨取的私人财产就越多，通过腐败为自己谋取的利益就越大。相反，最底等级的人不但本来分配就很少，但其财富更容易被剥夺。比如农民是最底层，收入最少不说，还要被苛捐杂税强行盘剥。政府官员却可以借政府垄断经营的便利剥夺下层人民本可以多得的财产。如果有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虽然自由竞争仍然正常运行，但靠特权发生的财富从穷人流向富人的情况就可以避免。比如农民可以不交没有服务内容的“费”，政府无权到农民家里牵牛捉鸡搬粮食；农民不必再花钱买个非农业户口。政府也无权向私营企业索取各种好处费。

　　王小东先生恐怕也明白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道理，所以根本就没提“财产权”这回事，而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者自视为“文化精英”鄙视民众。但是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民权利，是从根本上赋予民众以国家主人的权利，又何来鄙视一说呢？王小东先生如果真要认定自由主义者鄙视民众，不妨说出来究竟是谁，如何鄙视了民众。假如某个人确实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不能给他们民主权利，那么这个人就根本不能算做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背离了自由主义者的根本立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履行加入手续的组织，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自由主义者只能看他的思想倾向而定。所以即便刚才举例这人值得批评，但也不可能作为自由主义者批评他，相反，应该批评他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反对美国的霸权，也是王小东先生深深厌恶的。但是如前所述，美国的国家制度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所以自由主义者不会反对美国现行的制度；而国际上在形成统一的国家集团之前，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在凭自己的价值观评论别国的行为，所以自由主义者也不会仅仅因为美国成为超强就反对他（假如强大本身就值得反对的话，中国是否将来在变强时应该主动弱化自己？）。但并不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崇洋媚外，在中国和外国有不关意识形态的利益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当然也是希望本国能争取更多的利益。法国在轰炸科索沃等问题上和美国一致，但农产品的进出口上和美国也照样毫利必争，我们不能因为前者就得出法国统治者刻意迎逢美国的结论，只能说在科索沃问题上，法国和美国看法一致。同样，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美国国会的决议一致，但不能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要给美国的富豪阶层帮闲。中国政府不也是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政府意见一致吗？难道就因此能得出中国政府看美国人脸色说话的结论吗？

　　既然王小东先生也明白要真正实现民族的长远利益，靠的是民主化改革，那么，又何必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让人感觉到只能做非此既彼的选择呢？当前中国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可能使许多人以为大家不再象以前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了，所以要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就中国百姓来说，大家从来就关心国家大事，而且一直更关心自己的私事。在重新有市场以前的年代，人们一是被迫服从领袖号召，二是没有个人赢利的事可做，所以才全民政治挂帅。现在市场开放了，只要去努力工作，尽管有严重的不公平，但毕竟多少还能谋取一点私利。人们似乎没有89年捐钱捐物那样爱国了，但实际上只是没有表达爱国的其他方式了——除了高喊几句反美口号之外（甚至反日都要有一定顾虑，而且行动上反美恐怕也要受到限制，所允许并被鼓励的就是反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只有民主化改革，恢复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用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表达出自己的爱国热情。当前也只有致力于修炼内功的国内改革，才是实现民族根本利益的有效努力。

　　《自由主义与霸权》所批判的自由主义者都加上引号，使人搞不清他批判的是不是不带引号的自由主义者，或者仅仅是王小东先生借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定义了他心目中的一些人？如果是那样，请别借用自由主义这个称号，还不如自己定义一个称谓；如果批评的真是当今公认的自由主义学者，就请摘下那个引号，光明正大的论战好了。报刊杂志在原来论述反左的文章时，总是给左加一个引号，变成“左”，按照语法使人误以为批评的是假左，其实批评的就应该是真真正正的左！有什么必要加个引号遮遮掩掩呢？

200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