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元和多元到解读新左派

——和韩毓海先生商榷


  看了韩毓海先生的“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本人有些不同于韩老师看法,并且由于一元和多元是个经常讨论的问题,所以不惭列身文人之外,在此谈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学者文人。

  一元和多元虽然是对矛盾,但并非势不两立的概念。从绝对逻辑上说,多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假如多元绝对正确,而一元绝对错误,那么“多元”本身就成为排他性的一元化的目标了。而一元则在逻辑上是自恰的。但是,人们在一元化上的教训太多了,比如韩老师也承认的法西斯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并不能说明所有能够归结为一元化的规则和价值体系都必然是注定要失败的和不能接受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一个共同的原则是永远值得追求的,那就是人权。也就是说要评价历史是否在进步,最根本的标准就是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是否向着更加被尊重、更加受到保障的方向前进。由保障人权引发的每一项具体原则的确立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比如由重视生命权引发的国际和平原则、禁止生化战的战争规则,由保障财产权引发的现代国家的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法制国家通过的各种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历史上各个王朝迭起,国家分分合合,文明此起彼伏,无论统一、自由、独立、民主、大同等其他价值观如何变化,从今天的眼光要判断某一历史实践的褒贬,以人道和人性的原则为标准无疑是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即便是某些反对民主(甚至反对政治自由)的人认为民主容易带来腐败、动乱或崩溃,但其价值观也是建立在担心这些后果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基本自由的基础上,也仍然跳不开人权的基本价值观。可以看出,韩老师对国际“同质化”的反对态度来源于对穷国、弱国的同情,其实也就是对这些贫弱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的人民不能普遍靠“同质化”过上体面生活的担心。其基本价值观无疑也是来源于人道和人性。总之,你可以反对统一反对民主反对自由,但不能反对人权。

  韩老师要反对现行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是自己的权利,但是以“同质化”或一元化为理由就反对的面太广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阐述现行国际规则对贫弱国家和我国不利,则效果会好一些,尽管我个人观点相反——认为当代国际规则是值得接受的。

  当代国际规则的主导者无疑是发达西方国家,但这里的西方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地理上的,因为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无疑也是国际经济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当代西方文明来自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本身并不天然蕴含民主和科学(构成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支柱)的精神,但为什么开创了现代的科技文明呢?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演化成了现代的人权价值观,并且是在人道主义呵护下,科学和民主自由等观念才得以冲破各种束缚创造出今天的文明成果。

  人权的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技术层面使人摆脱贫穷和枯燥的机械劳动,代之以能产生更多财富的创造性劳动;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使个人更容易享受现代技术文明的成果。在后一个层面意义上的进步和人权直接相关,但在某一国内进步到一定程度就达到了类似化学反应的“平衡态”,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后起的拉美国家都基本达到了这样一个制度极限。而前一个层次意义上的进步则是绝对的。“公平、正义”只涉及后一个层面,而某些人强调的“发展”仅仅指前一个层次。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既鼓励生产力的进步,又能迅速把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成果由整个社会来分享。但这往往成为一个矛盾:鼓励创造性的制度其实就是使创造者本人尽量独享好处,而极力公平的制度则力图使创造者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平均地分享利益。前者的极致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政策的资本主义,而后者的典型是取消财产权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右”和“左”的矛盾。

  举个例子来讲,先进织布机的发明使拥有该发明的资本家大发其财,但是工人则面对失业的威胁,其他纺织资本家面临破产,那么技术的进步怎样才能使全社会的人都从中受益而不是每有一项技术进步就产生一大批受害者呢?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想通过市场和时间来达到目的:多余的工人逐渐分散到其他行业,而竞争的资本家普遍采用先进技术增加物质财富的产量,而发明本身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弥补劳动力的多余。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最终达到在所有资本家的平均利润和所有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比发明前享受到更多的布匹。极端的公平主义者可能会采取暴力剥夺发明者的专利,用集体生产的方法把多生产出来的布匹平均分配给社会上每个成员。

  很明显,两个极端都有问题。前一个极端是“极右”,虽然对鼓励创造有好处,但社会的震荡幅度和时间往往不能令人接受,虽然就长久来说某项技术进步的效果是帕累托改进,但短期显然不是。在震荡中受到伤害的人们则很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极端:“极左”,典型的就是一切平均的共产主义。尤其在一个极右的社会,“自由”属于统治意识,受害者可以利用自由结社抗议甚至暴力的方式埋葬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价值的“自由”。这种竞争的自由在国内就被称为“剥削的自由、金钱的自由”,而在国际上就被民族主义者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如果说“极右”带来的是一时之痛的话,那么,极左带来的就是根本性灾难。因为,虽然在技术进步已经取得的情况下,分配的平均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鼓励创新制度,从此社会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更不要说理想中的平均分配无不在实践上变成了向特权阶层分配。人们甚至丧失了重新选择分配方式的能力。

  极右虽然被诅咒为“万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它毕竟保留着多数公民可以改变社会制度的权利。因此,现代发达国家采取的政策都既非极右,更非极左,而是既保障创造性(比如财产权、版权、专利权),也保障弱势群体的中性政策。在保护弱势上虽然其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自称社会主义的北欧实行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而美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育、就业、养老等各方面的弱势人群,但是,这些福利至少都能够消除某项技术进步带来的普遍负面影响。

  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只要双方的政府能代表本国的利益,当然包括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经济学上经典的相对优势原理说明了即便弱国的所有产品的生产率都不如强国,但只要每两类商品的生产率的比例不一样(这个条件无疑是任何两个国家都满足的),那么自由贸易就能使双方都受益。实际上,人们对富国的谴责存在于下列事实:富国向穷国输出的是机械、电子等高附加值产品,而穷国向富国大量输出的是农产品、原材料和金属石油等资源。所以有人据此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富国剥削穷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穷国尽管会得到一点暂时利益但将丧失长久的发展能力。对于这样的国际秩序,不参加也罢。我想韩老师可能就属此列。

  首先,输出资源并不等于受剥削。比如美、加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国,假如你让他们自动少受点剥削,别出口那么多资源,他们肯定不干。其次对于资源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是值得的。假如没有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可能要耗费多的多的资源和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贸易带来的进步。再次,如果某些资源对国家有长远利益,那么完全可以用国内立法的形势保护起来,禁止开发,比如封山育林。

  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的资源后,并没有换来进一步的发展条件。举个极端的例子,扎伊尔用大量黄金从欧洲换回来豪华飞机、珠宝、美女、别墅,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使这个文盲国家的人口素质、科技力量、社会文化获得进步和发展,那么,你能够把扎伊尔遭受的这些不公平归咎于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吗?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蒙拨拖的独裁统治使扎伊尔用国家的资源换取的仅仅是某些少数人的享受。应当改变的也并不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而是扎伊尔的政治制度。类似的,当山西的煤通过大秦铁路运送到日本海时,本来可以换回来山西人民更高的教育程度、技术含量更大的工业水平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生态、交通以及人文条件。可是以挖空煤后留下的大洞、数量更多素质仍低的人口和更加恶化的自然环境为代价实际换来的竟然是某些人大饱口腹之欲以及三陪小姐的鼓鼓腰包,那么,我们应当咒骂可耻的国际资本主义掠夺了我国的财富还是低下头来仔细反省我们自己出了毛病?

  用左和右的理论来分析一下我国的情况,可以发现文革前是极左,但这个极左还不是理论上的极左,它兼具有理论上的极左导致的社会僵化和实际上的极左所具有的不公的双重缺陷。它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极左所应当具有的(平均意义上的)公平分配的优点,比如4/5的人口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改革开放后,理论上的极左被纠正,但是近十年来理论上又偏向了极右。因此,有许多人大声急呼要公平,要注意因下层人民没有福利保障导致的极右资本主义弊病。但是,中国现存的不公平除了体现在在自由竞争中失利的人们身上(比如下岗职工),更多的是极左时期遗留下来的等级性不公平(如农业户口受歧视)。

  当代发达国家补充自由竞争的福利政策是政府主导制定的。因此,要在中国消除自由竞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伤害,其责任也在于政府,这就是许多新左派强调政府对“公平、正义”承担责任的原因,他们希望靠政府的调节减少贫富分化提高弱势群体受保障的程度。这部分所谓新左派无论其策论恰当与否,其关注目标确实是正确的。但是有另外一批强调“威权政府”和“精英统治”的新左派,其出发点并不是弱势群体的人权,而是国家整体的发展,他们强调政府作用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自由主义国家的工人进行合法斗争在中国的可能性,从而鼓励资本家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这些新左派我认为应当称为“新右派”才对。

  要解决我国现存的不公,目前寄希望于政府调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极左时期的)不民主造成的不公平问题,这个不公平或者说等级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恰恰是全能政府强力造成的。现在假如希望政府为解决自由竞争带来的“资本主义弊病”再强行插手,只会强化政府的全能,反而不利于一个有限政府和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发达国家今天的福利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少不了弱势群体进行合法斗争的推动。但这首先要在政治上保证工人有示威和罢工的自由。所以如果新左派的关注点是中国的现实的话,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追求公正,都应当向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而“新右派”的根据——发展,由于和人权的目标并不一致,所以是不足为凭的。

  由于韩老师对公正和人权的关注,所以可以称为真正的新左派,和那些宣扬“集体人权”和“发展权”的“新右派”在思想上是截然相反的。可惜的是,韩老师并没有深刻意识到“新右派”才是公正原则的障碍,反而把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其实韩老师谴责的是极右的自由竞争,但是把批判范围扩大到了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却恰恰是促进社会公正、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的改革指导准则。至于政府实行福利政策来补充极端的自由竞争带来的弊害,则是民主政治的当然结果之一,在威权政治下反而是很难实现的。

  当前,我国正忙于加入WTO,急着和世界经济接轨,在实践上确实带来一些弊害,但是正如前所述,减少这种弊害的方法应当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不是经济的非自由化。当我们右脚跨上了已经开动的列车时,接下去要做的是迈出左脚,而不是缩回右脚。这就意味着正确的改革方向是向发达国家看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秦晖先生曾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作出过很深刻的批评:一边是不注重公正的竞争,一边是排斥竞争的公正。而真正的自由主义把经济自由竞争当成基本原则之一,而公正则靠其中的民主和人权的原则来保证。所以对我国现实来说,如果努力争取公民的落实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无论对于自由竞争还是对于社会公正都是一个只好不坏的结果。所以大家应当放弃互相的敌视,共同为民主政治呼吁。当然也意味着比抽象的谈论国际资本主义要冒更大的风险,这既是当代英雄人物稀少的原因也说明今天是需要勇敢者的时代。


附: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