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有什么赋予人们以勇气的话，只有两个东西：真实和良知。今天，我就禀凭着良知诉说一个北大学生的真实故事。如果有哪位网友读过我的《农村调查记事》，可能会记得有一个叫高巍的北大的本科生和我一起到河北赵县调查村民自治。这里要说的就是高巍的故事。

　　高巍是北大物理系95级本科生。他当年的高考成绩在高手如云的湖南省名列前茅。他不仅很聪明，更有一种北大人贯有的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精神。尤其可贵的是他并不盲从社会上的流行观点，而是利用图书馆的史籍资料，努力发掘历史的真相，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虽然年长他6岁，可他谈起问题来引经据典有时我都没有听说过。

　　高巍在97年上学期在北大成立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学生社团：“时事社”。后来我也加入其中，自此和高巍相识。时事社成立后开展了很多活动，办讲座、报告、讨论、调查。97年下学期，社员扩大到一百多人，时事社准备出社刊，名为《时事》。可是学生社团的正常活动却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生分别受到当面调查和传讯。对我的传讯倒可以理解，因为我在96年保卫钓鱼岛运动中和同学一起向公安局提出过示威申请（未获批准，也因此未能示威成），可能因此被认为是激进分子。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学生社团归校团委领导，社刊也按规定交团委审查。即便有个别文章言辞激烈，校团委不能通过，那也可以由社刊编辑删改文章直至通过，可是北京的国安部门却越过学校直接干涉我们同学。社刊也在团委未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如果有就是安全部门的介入）被封杀了。由于大家后来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同学们都把这口气忍在心里，不和他们计较了。

　　可是，高巍作为时事社的社长，从此以后再不得安宁。

97年底，高巍有两门课没通过，被迫退学。这件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怨高巍自己。高巍本来很聪明，可吃亏也吃在聪明上。他说在大三以前，从来都是期末考试前几天才拿起书本拼命看，而平时总是逃课去读历史或策划活动，可是他每次都考的很好，甚至比那些最用功的同学考的分还高。可是在大三开了几门很难的课程，他在考试前几天才发现仅仅靠聪明已经不行了。他放弃了一门，但是结果却两门没过。没有补考的机会，他被迫退学。

　　即便主要原因在于他自己，可他也觉得有猫腻。其中一门未获通过的课，他在考后估计在75-80之间，结果却是50。他要求查卷，可是却被阻拦没有查成。那门课的老师曾对他叹气说“教员的权力其实是很小的。”他在正式退学后，系里的老师告诉他，假如那次到印尼使馆的示威中他没有去（因为印尼对华人的暴行，激起许多有正义感的学生和社会人士到印尼使馆静坐示威），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有人告诉他甘子钊先生（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院士）还亲自过问此事，不希望一个在物理学上很有前途的学生就此毁掉，可在他参与反对印尼暴行后就谁也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在同学们升入大四的时候，高巍离开了北大。虽然他还时常到北大去，可再也没有读书的权利了。他被迫忙于生计，先后找过几处编辑部，做些文字工作，工资仅仅能糊口而已。可是，那些骚扰他的人仍没有放过他，经常给他背地捣鬼，使编辑部不得不辞掉他，以至于他连找份糊口的工作也很困难。

98年底，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高巍给别人帮忙推销笔记本电脑。可是稍微安稳的日子没两天，在今年3月份他的电脑遭到抢劫。除了欠朋友一身债，他没有了工作，又沦落到很凄苦的地步。他很爱面子，不轻易要求朋友帮助，宁肯自己吃点苦。

　　虽然生活艰苦，假如有朋友尤其是他的女友的帮忙和安慰，他凭着自己的头脑和力气还是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不幸在5月10晚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处写电脑方面的书，另两位北大同学也和他在一起。忽然进来三个警察说要查证件。那两个同学被看后没事了，可高巍的身份证因为已丢失又无单位给补办因此被带到屋外盘问。可是他却一去不复返。因为房东说有一个警察是海淀派出所的，所以我和许多高巍的同学都向海淀派出所打听高巍下落，结果却是没有此人。我们很多人都为他担心。直到两天前，我才打听到他已于14号晚上被放回来，可是现在已经离开北京了。

　　据见到他的几个同学讲，当时那几个警察也没有出示证件，把高巍连头蒙住，塞进车里，带到不知何处审讯。他们问了高巍许多根本没听说的政治问题，可是一旦高巍说不知道，就要挨一顿揍。他们打高巍用的是特殊的工具，虽然感觉很疼却不会打成重伤或打残。后来看他确实不知道，就又问了半天北大时事社的事。后来给他养了三天伤，然后放了出来。

　　然而放出来的第二天，他们又呼高巍给他们做事，高巍不肯。但高巍害怕他们再使用非法手段对付自己，于是匆匆离开了北京。

　　本来高巍以为是安全部门的人干的。可是高巍被审时收到原来老和他联系的安全部门的人呼他，却被制止回电话。而且，有人看到原来和高巍打交道的安全部门的人在高巍失踪那几天到北大去找高巍，因此不是他们干的。而且，安全部门的人毕竟都受过高等教育，比较文明，不会公然动手打人。但抓高巍的人终究是穿着警服的人，他们不是黑社会团伙，他们的工资是纳税人上缴的钱，他们本来是政府雇来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却目无国法，肆意剥夺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为什么要在群众中制造恐怖气氛？为什么当一个人的行为是在良心和法律的范围以内却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高巍的学业半途而废，他遭受的挫折可能使他终生难忘。这里既有他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我希望其他同学能从高巍身上汲取教训，也希望其他同学能学会他坦然面对威胁、困苦的无畏精神。社会毕竟在进步，政府不可能长期放任某些穿警服的部门滥用权力。

　　本来，我对公开这些事情也心存畏惧，可是昨天发生在高巍身上的遭遇明天就可能随时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应当为争取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而无畏奋斗：每个公民只要按照良心和法律做事，就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杨子立

　　1999年，5月